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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女李晚芳
时间:2013/2/19|点击:5035 | 作者: | 来源:
  

    清代中叶,顺德碧江出了一位才女李晚芳,她的几部著作引起了历代学者的重视,其中《读史管见》一书,早在150多年前就被传到日本刊行,而且一版再版,名声远播东瀛。安政三年(中国的咸丰六年、公元1856年),日本学者陶所池内为浪华书林群玉堂翻刻的《读史管见》校订并作序,序中盛赞李晚芳审视历史时,灵心准确像一架天平、眼光雪亮如一把火炬,其明晰的论断和超卓的见识,即使把司马迁从九泉下请出来,也会对这位敢于批评《史记》的妇人心服口服。
  不为人知的才女
  小时候曾听家乡的前辈宿儒讲过不少李晚芳的佚事,去年撰写《碧江讲古》时就想把这位奇女子的故事收入书中,但由于一时找不到李晚芳的原著,故未写成。近日在《话说顺德》中读到《不栉进士李晚芳》一文,请教于作者李健明君,答道资料来源于互联网。于是打开电脑上的搜索引擎,果然发现很多引用和论述李晚芳《女学言行纂》和《读史管见》二书的词条,但关于李晚芳的传略,翻来覆去不外是:“顺德李晚芳,乾隆时人,嫁梁远略,生二女一子,著《女学言行录》、《读史管见》”寥寥数语,且不无谬误(如李晚芳最少有梁炜、梁矩两个儿子,《女学言行录》应为《女学言行纂》,李晚芳丈夫梁永登字远略等等)。网上的文章大量引用李晚芳的知识成果而又忽略她的生平,这似乎对近300年前的顺德才女不很公平,尤其在她的故乡,我们更没有理由把李晚芳其人其事忘却。
  长年钻研经史的女学者
  其实,在阮元的《广东通志》和咸丰本《顺德县志》上都有李晚芳的传记,只不过以“李氏姊妹者”为名入载而不易被当今诸多论者翻阅出来罢了。我们以地方志和李氏著作中的序文、跋文为依据,再参考相关史料和家乡相传的故事,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李晚芳的生平:
  李晚芳(1691~1767),广东顺德人,出身世家大族,是进士李昴英的第18代孙女。李昴英原居番禺沙湾,南宋宝庆二年(1226)探花,官至吏部侍郎,晚年常往来陈村和碧江,被《顺德县续志》列为“寓贤”。李昴英有一支后代定居陈村,那就是李晚芳的娘家。李晚芳的父亲李心月是位儒医,生有两个女儿,长女受聘于碧江苏家,未嫁而终生守节,去世后以“苏门贞妇”受到旌表。这位李大小姐生平博览群书,品格节烈,富于著述而从来不以文墨示人,其著作惟有亲妹妹李晚芳能够全部读到。李晚芳6岁就跟随在碧江寡居的姐姐从学,长大后嫁给碧江的梁永登,婚后,因连年灾荒,梁永登为维持家计放弃了读书仕途,苦于患有脚疾,不能从事体力劳动,也不便跑江湖做生意,就到了清远行医谋生,李晚芳则留在碧江挑起家庭重担。大概梁永登医馆的收入并不丰裕,据李晚芳儿子梁矩回忆,当时母亲依靠乡中纸业作坊发外加工这种特别的就业方式,在家中日夜操劳,竭力支持起这个家。
  尽管家境贫困,而且中年守寡,但李晚芳仍在事翁姑、育儿女和直接参加劳动之余,坚持研读经史,而且写出很多前无古人的著论。在她的悉心教导下,其子梁炜事业有成,儿女们致富后,上了年纪的李晚芳有了潜心著述的条件,乾隆十六年(1751),其重要的著作《女学言行纂》脱稿,时已60岁。在做学问的同时,李晚芳还鼓励儿女拿出家产接济亲族,在乡中遍行善举。晚年,她把居所命名为绿猗园,自号绿猗老人,被远近称为“女宗”。乾隆三十二年(1767),李晚芳以76岁高龄在家乡去世。
  著述丰富但从不刻意传播
  已知李晚芳的主要著作有《读史管见》、《释古周礼》、《乡俗居丧辟谬》、《女学言行纂》、《续女戒》》等多种,这些著作皆在她去世以后才由梁矩姐弟刊刻传世。李晚芳在世时,《女学言行纂》已在乡间抄传,各种抄本参差不齐,间有乡亲请李晚芳正误,为此,儿子梁炜曾跪请母亲刊刻此书:“愿母趁正成书,以示雅观,免日久外讹之误”,但李晚芳坚决不答应,她对子女们说:“《女学言行纂》是为你们写的,只要你们粗略明白书中的大意,身体力行,应该效法的即刻去做、应该警诫的切勿沾染,习惯成自然,向上就可以成为贤人君子,其次也不会失为有过错的人,那么,为母写书的心愿就已满足了。”随着家境的富裕,后来儿女们又再请李晚芳刻印著作,李晚芳还是不同意,她语重心长地说:“我当然以《女学言行纂》自勉,也希望书中的内容能向世间推广,令所有女子都遵守妇道而各齐其家。然而,你们应该理解,母亲不过是一个乡下妇人,所掌握的学问能算什么?此书措词肤浅,只适合家中诸女日夕吟咏,你们父亲已去世,我这寡妇的见识更不宜到处张扬;你们的社会地位又低,没有令人信服的声望,况且书中所写的论点,都不过是人伦的大道理。古人先做后说,如果没有达到相当的境地而空谈其事,就是多余的话。我已经努力躬行,仍觉有很多做不到的地方,又怎能自欺?如果就这样出书,人们将按我书上说的来对照我所做到的,就会指责这书尽是些多余的话。写这些书留给你们,实是想子孙后代一步一步遵循古人的成功之道,努力修为,一旦德成名立,我自会借着子孙后代的功名成就而感到荣光!”直到乾隆五十二年(1787),也就是李晚芳去世19年后,梁矩因为“不幸妻死再聚,子媳渐多,多挟私心,分别门户”而希望用母亲的书来教育家属和子女,征求姐姐的意见,姐姐认为:“非逆母也,以救衰也!”老师欧功焕也支持梁矩的想法,说:“此乃人伦风化之书也,当梓久矣。”这样,《女学言行纂》等李晚芳的著作才得以陆续付梓印行。
  姐姐富于学问而从不以文笔示人,妹妹丰富的著作也不愿意公开印行,只允许在家庭之内传播,李晚芳姐妹如此对待凝聚着自己心血的作品,引起了后世很多学者的关注。浙江师范大学的宋清秀就认为,李晚芳不刊刻《女学言行纂》的原因大概有这样几个:首先是因为她遵循着传统文化中“闺言不出闾门”的女性规范;其次是因为她担心家庭的声望不够;再次是因为怕遭到士人的非议,这三个原因导致李晚芳不愿意刊刻其书。
  深得大学者称颂的才女
  在今天的同乡看来,李晚芳生前拒绝刊行自己的著作,决不仅仅是受“闺言不出闾门”等封建女性才德观所制约。此外,李晚芳晚年的家庭环境相当宽裕,当时顺德马岗的刻书业已很繁荣,碧江又有的是纸,深受儿女家人孝敬的长者、四邻乡亲尊重的“女宗”,李晚芳更完全不必为印书的条件操心。笔者认为,这现象恰恰反映了历史上顺德人以低调为美德的传统观念。清代中叶,碧江的文化主流已从宋明以来的耕读仕途转向儒商文化,即使是学富五车的士子,也不再华山一条路地只向着科举功名的独木桥上挤。与李晚芳同年代的同乡学者苏珥(1699~1767),甚至放弃了千古难得的“博学鸿词”科应试资格,对自己毕生著作也是漫不经心,后来苏槐编印苏珥的诗集《安舟遗稿》时说,先大父(苏珥)不慕浮名,平生所为诗文则不留稿,是以罕传于世,又以侨居羊石,传于家者其少……龙廷槐在《苏古侪先生家传》中又说:“(苏珥)所著《宏简辨定》、《笔山堂类书》散失无存,《古侪集抄》亦遗失过半,今所刻诗文集皆族人于朋旧箧中搜罗残笺剩墨,始得若干首。”堂堂须眉学者苏珥先生尚且如此,就别说自命“村落女孩”、后来又“不幸寡居”的李晚芳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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